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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的几天，我又见了刘医生几次，我向她“报告”病友们的精神情况，陪她到各个病房“串门”。不知为何，因为她的出现，我的住院生活也变得美好起来。
2017年6月19日，医生为我同时做了切除和植入手术。我的舌头被切掉百分之六十，取了右腿的部分神经和血管制作了一条新舌头植入我的口腔。
等我醒来，浑身插满了管子，妈妈、姐姐、小姨都在一旁。姐姐激动得抹泪：“你终于醒了!”我正想回答她，喉咙就触碰到插入喉部的气管，不但发不了声，还撕裂一样痛。
姐姐告诉我，我已经昏迷了6天7夜，病危通知书下达了5次。血糖一度上升到129毫摩尔，将医院的血糖仪都打爆表了。她还告诉我，因为我血糖高得离谱，医院的好多医生都来看过我，还有一个刘医生，来看过我好几次了。
母亲红着眼睛，在一旁埋怨姐姐：“要不是医院下了那么多病危通知书，你是不是准备一直瞒下去?”小姨连忙打圆场：“好了，孩子不是怕你们担心么!圆圆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有两个女医生进来，姐姐悄悄用手肘碰了碰我。是刘润!她笑了笑说：“醒了?感觉怎么样?”我想问她我是不是挺过来了，但我张张嘴，只能给她一个感谢的眼神。
两位医生走后，姐姐开玩笑地对我说：“那医生一直盯着你看，好像对你有点儿意思哦!”我笑了笑。对于癌症病人来说，能捡回一条命已经很满足了，哪敢去奢望感情啊!何况人家是医生!
主治医生告诉我，因为口腔植入了人工舌头，腿部也被取了一些神经和血管，所以我得尽早训练说话和走路。训练得越早，就康复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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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甘心今后一直腿瘸，还是个大舌头。13天后，我就开始下床扶着墙壁慢慢移动，然后尝试走出屋子、上下楼梯，即使不停摔跤，也爬起来继续走。
在走廊上我遇到过刘医生几次。看我一瘸一拐地走得满头大汗，她轻声细语地说：“别急，慢慢来。”有时候，她还会来扶我上下楼梯。其实我一直是拒绝任何人来扶我的，但偏偏刘润来扶我的时候，我无从拒绝。
2017年7月8日，我出院了。回到家里，我更加努力地做康复训练。刘润经常跟着其他医生一起来看我，给我定制康复方案。她叫我每天走路3个小时，我就走6个小时;叫我舌头伸缩300次，我伸缩一万多次。练习伸缩舌头很枯燥，她就给了我一本《三国》，让我每天翻来覆去地读。
8月份，我第一次复查身体，抵抗力和伤口都恢复得很好，说话功能也恢复了7成。刘润打来电话：“恢复得那么好，恭喜哦!”我说：“这成果有一半都是你的功劳!为了表达感谢，一起吃顿饭呗!”
“不行!你的血糖还没降到正常范围，不准乱吃东西!”顿了顿，她又说：“放心吧!等你完全康复了，我再好好宰你一顿!”
我家离医院不远，刘润一有空就来我家陪我训练。当我的腿稍微好一点，她就建议我到外面去走走。我怕别人笑我，不想去。她拉着我就走：“有美女陪着，腿瘸又算个啥?”我笑了，让她挽着我出了小区。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走遍了小区的中庭、附近的公园、路边的人行道。我们不像医患，更像朋友，我对她充满了依恋，可我不敢多想。
进入10月，我的语言功能恢复了9成，走路也轻松自如了。中旬的时候，刘润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来，我心里莫名焦躁。艰难地忍了两天，我给她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带着一点儿沙哑：“我没事儿。你训练得怎么样了?”我说：“基本康复了，不来庆贺我一下?”电话沉寂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等我过来!”
那天下午，刘润来了，眼睛有点儿红肿。我急忙追问缘由。她还没说话，眼泪却先掉了下来。
原来，刘润的父亲早年因病去世，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前几天她回家，体弱多病的母亲再次病倒，她本想在家多照顾母亲几天，可又要上班。她说：“这些年，妈妈为我吃了很多苦，可我连多陪她几天都做不到。早上她送我出门，我发现她明显瘦了，也老了。我真怕妈妈等不到我让她享福的一天。”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不但给了我阳光和勇气，还想凭自己的力量给母亲撑起一片天!我心生怜惜，男人与生俱来的保护欲让我伸手搂住她的肩膀，她哭出了声，把头靠在了我的肩上。
也许是对劫后重生的珍惜，也许是希望自己能强大到让刘润可以依靠，我几乎是自虐式地做康复训练，刘润几乎天天都来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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