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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美国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如果我再继续这种行径，真的有可能被情急的朱莉告上法庭，那时，等待我的就不仅仅是坐牢和罚款，我们一家的生活都有可能毁于一旦。
我只能妥协。但没想到，朱莉说了那些话后，就真的收拾行李，抛下所有的数学教辅书，跟格雷克私奔了!
朱莉“出逃”，我哪还有心思工作。我开车在各个街区、每一个朱莉可能出现的地方搜索，心急如焚。万幸的是，朱莉还知道同我太太打个电话报平安，我才不至于报警。
11月，麻省理工特训开学的那几天，我特意赶去波士顿，以为能看到朱莉按时入学，结果仍旧扑了个空。
遍寻无果后，我在家里借酒消愁，感觉多年来的心血全部白费了，对格雷克，我更是恨之入骨，不断咒骂着。
我太太责备我把女儿当作一台计算机去培养，使她失去了太多作为普通人的快乐，所以，到了青春期，她会如此叛逆，我们应该尊重她的意愿。
听了这话，我简直炸了，和她争辩道：“你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能说这么幼稚的话!为人类历史带来进步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为了科研，牺牲自由与快乐?上帝赐予了女儿这样的大脑，她就有义务努力去实现目标!”
我太太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好在，据她掌握的情况，朱莉并没有脑子一热就跑去跟格雷克同居，而是带走了这些年比赛的奖金，在一家酒店住了下来。
只不过，无论如何询问，朱莉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位置，还要我好好地冷静一下。
由于朱莉早就完成了学校的学业，平素也是常年在世界各地打比赛，所以学校方也不会过问。我们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谁知，今年三月，新冠疫情在美国肆虐，我们所在的加州是重灾区，整个州都陷入了瘫痪状态，孩子们停课回家，我变成了在家办公。
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在外的朱莉，不知道她是否乖乖在隔离，是否有口罩，是否懂得科学防护?
我太太作为医生冲在抗疫第一线，没时间跟朱莉联络。而我只能眼巴巴地求助二儿子和小女儿的“通报”，看姐姐是否给他们传了讯息、过得好不好。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医院电话，说朱莉出现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的症状，经检测后竟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但由于朱莉年纪小、症状在美国不算重，且医院没有能力收治暂无生命危险的患者。
作为未成年人，朱莉必须回家隔离，而作为家属，我们也需要在家隔离。得到这一消息，我第一时间赶赴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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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再见到朱莉是这样的场景!只见朱莉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不停地咳嗽，连个口罩也没有!顿时，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格雷克由于没有确诊，不被允许进入医院，在我带走朱莉的时候，我看到他远远地站在拐角处目送我们离开。
回家后，由于我们有从国内寄来的完善装备，每天，我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进屋照顾朱莉，给她喂饭。朱莉毕竟只有15岁，得了这场病，她也很恐惧，一直流着泪，问我会不会就这样死掉?
我不停安慰着她，鼓励她，告诉她全家人都会和她一起，共渡难关。朱莉也终于向我敞开心扉：“爸爸，我很久没碰数学了，我想做题……我喜欢数学，可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知道吗?记事以来，我就没有过一次完整的周末，其他同学们都去迪士尼、拉斯维加斯旅行，可我呢?弟弟妹妹可以跟妈妈出去野营，我却只能待在家里，我的生活除了做题还是做题!
“我也没享受过兄妹情，妹妹出生的时候，我在台湾参加数学竞赛，她再大一点，被你们送到爷爷奶奶家，我甚至错过了她的成长……
“还有，在学校我也不快乐。大家把我当‘怪咖’，不喜欢跟我交往;在特训学校里，我又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更没有合得来的朋友。数学是我唯一的朋友，可我也需要人的温暖。
“只有格雷克没有嫌弃我，你以为只有黑人受歧视吗?我是华人，又不合群，我也备受歧视，这些你都关心过吗?现在我得了病，不知道能否好起来。
“我好想重活一次，少去几场比赛，带弟弟妹妹去露营，参加他们的运动会，可是，我还有机会吗?”
看着呼吸困难的女儿一股脑儿倾泻着压抑多年的心里话，我心如刀割，强忍着泪水，将“失而复得”的女儿搂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她的头。那时，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盼着女儿快点好起来。
朱莉在家隔离的期间，我还发现一些奇怪的蛛丝马迹：朱莉的卧室在别墅的二楼，是全家最大的一间，窗外正对着后花园的迷宫。
剪草的时候，我经常可以在朱莉窗户下面的土地上发现新鲜的脚印，后来也在朱莉的窗子外面发现有人攀爬的痕迹。
这时候居然有人如此大胆，入室抢劫?终于，有一天我守株待兔，将这个攀爬的“贼”逮到了，竟然是她的男朋友格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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