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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几年，郎国任是比儿子更加刻苦的学生。他除了跟儿子一起上课外，还想尽办法去听音乐学院其他教授和外国大师的课。他像海绵一样替郎朗吸纳一切有用的资料、观点、方法，并努力消化理解，全部传授给儿子。郎朗总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超群的进步，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郎国任将自己的心血、智慧、希望全部倾注在郎朗身上，以致将生死和儿子的成败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学琴中的一段不顺利，郎国任曾逼郎朗与他同归于尽。这件事虽然很快解释清楚，却给年幼的郎朗留下了长久的心理阴影，多年之后才慢慢化解。
除了严格督导儿子练琴，郎国任总表现出一般琴童家长所不具备的远见卓识。他的每一次判断和决定，都为郎朗争取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郎朗的职业钢琴家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郎国任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自费让郎朗参加德国埃特林根第四届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他硬是让妻子花几个星期时间将沈阳的亲戚家借了个遍，筹够了6万元费用。正是这次背水一战的努力，为郎朗赢得了走出国门的机会。
郎朗在埃特林根大赛上不负众望，获得两项冠军，用奖金还清了郎家的债务，还赢得了参加全世界影响最大的青少年钢琴比赛—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公费参赛名额。在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上，郎朗再次摘取桂冠。这样的成绩直接引起了美国钢琴界的注意。
郎国任再次做出了毫不犹豫的决断。他直接为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办理了退学手续，带着14岁的郎朗去了大师云集的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并由此让儿子走上职业钢琴家之路。
02
事业为重，20年与妻子分居两地
而在儿子令人炫目的成就背后，是郎国任夫妇长达20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1980年，郎国任与周秀兰结婚。婚后两年，儿子郎朗出生。从那时开始，“让郎朗成为钢琴家”的梦想在郎国任心中就盖过了一切。他再也顾不上给予妻子更多寻常夫妻之间的温存。
郎朗3岁拜师学琴之后，练琴就成为分秒必争、雷打不动的事。早上6点，孩子准时敲响琴键；晚上回来，更要连续弹上两三个小时。郎国任每天坐镇，要求儿子练琴必须百分之百专注。有时周秀兰在旁边跟儿子说了一句话，郎国任就会大声呵斥：“瞧！孩子又不专心了！”周秀兰就不敢再出声。
郎朗在沈阳学琴的6年多里，在家的时间都给了钢琴。这也意味着，虽然丈夫和儿子都在身边，周秀兰也很少能享受到挽着丈夫的胳膊散步、牵着儿子的小手游戏这样平凡家庭都能享有的温馨。
郎朗9岁时，郎国任决定带他闯荡北京，寻求更大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周秀兰必须独守沈阳，努力赚钱，负担全家人的开销。
夫妻分居的日子苦不堪言。郎国任一心扑在教养儿子的事业上，尽管辛苦，倒没时间感受孤独。周秀兰却不一样，她既要应付独自生活的困难，还要保障父子俩在北京的花销，更要忍耐思念儿子的痛苦和无尽无休的寂寞。换灯泡、扛煤气罐这些事，周秀兰都要自己做；暴风骤雨之夜，周秀兰也是瑟缩在被窝里，一个人心惊肉跳地度过。为了增加收入、积攒假期、排遣寂寞，周秀兰经常主动替同事值班。因为把工资都用在了郎国任父子身上，周秀兰省吃俭用，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她患上了低血糖。由于缺少正常的夫妻生活，她内分泌失调，还患上了胃溃疡。
每隔3个月，周秀兰要利用加班攒下的假期，扛着几个装满生活物资的箱子，坐火车到北京看望郎朗父子一次。一到北京，周秀兰就脚不沾地地帮父子俩收拾房间，洗衣做饭，准备接下来的生活必需品。儿子得争分夺秒地练琴，没有更多时间与她亲近，能说上几句话，对母子俩来讲就是了不得的享受。为防止郎朗贪恋母爱，耽误学琴，郎国任有时还会阻止周秀兰来看儿子，令周秀兰痛苦万分。
几次静下来，周秀兰忍不住问丈夫：“咱们夫妻、母子分离的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吗？”“还能怎么办？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郎国任这样回答。
10多年后，郎朗在欧美国家声名鹊起，在美国费城买了房子，周秀兰才有机会出国与丈夫、儿子团聚。然而郎朗已是职业钢琴演奏家，世界各地的演出邀约不断。郎国任陪儿子马不停蹄地到各地巡演，周秀兰还是只能一个人待在费城的家里。因为人生地不熟，周秀兰发现，在美国比在国内更加孤独，半年以后就回国了。
2007年，郎国任需要回国调理身体，也趁机帮儿子拓展在国内的事业。郎朗身边的事务还需要有人打理，最合适的人选无疑是母亲周秀兰。2007年至今，周秀兰接替丈夫从前的“职位”，寸步不离在身边“辅佐”儿子。夫妻俩“换了个岗”，却仍然分居两地。所幸周秀兰不必再忍受思念儿子的痛苦；所幸郎朗的事业如日中天，郎家也不需要再为金钱发愁；所幸一家三口想通话、想见面，都比从前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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