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激烈之际,常常被拿来论证“美国对老二的打压从来都心狠手辣”的,是当年它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冲突,说日本后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就是美国使坏的结果。
作为世界老大,美国自有其国家利益,对威胁到其地位的老二“心狠手辣”,是一个符合现实逻辑的客观现象;那些把美国当成“完美之国”的人,只愿意把它看成普世价值的化身,不承认它有利益诉求,是在玫瑰色强光刺激之下的失明。
而日本后来的“失去的二十年”,与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升值相关,则是不用争论的。
这么看来,日本“败于美国的心狠手辣”还真是不刊之论。
但是,这个“不刊之论”,问题大得很。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到如果以此为依据,进行“以史为鉴”,可能会带来灾难。
为什么这么说?
不妨先来看一下美日两国贸易冲突的历史。
经历战后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在1965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收支首次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对日收支出现赤字,此后,美国赤字、日本盈余的形势,就固定了下来。
两国的贸易冲突,也从1960年代末开始,最早发生摩擦的是纺织品,然后是钢铁,然后是电视、半导体、汽车和农产品,到1980年代,“摩擦”升级为“战争”,美日逆差占美国整个贸易逆差的比重一度接近60%。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迫使日本签署自愿限制出口的协议,对日本的一些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85年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施压日元升值,通过“超级301条款”督促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在1989年与日本签订《日美结构性协议》要求它开放部分国内市场,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和方针。
“战争”之下,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萎缩,作为对冲,日本央行延续之前的降息政策,不断放松银根。
然后,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飙升,出现资产泡沫。
为了给过热的经济降温,从1989年5月份开始,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然后股市在1990年、地价在1991年一前一后大幅下跌,泡沫破裂,于是产能过剩,不良债权急增,金融机构和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和自杀率上升,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由此开启。
从这个回顾中可以看到,日本90年代遭遇的危机,的确如前所述,与美日贸易冲突相关。
但只要还有正常的思维,就会马上追问:当时的日本,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1987年人均GDP还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如今仅仅因为外部竞争对手的施压就一败涂地,那这个老二的含金量,是不是也实在太低了?
没错,当时的日本,本就积弊重重,含金量本就不高。
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在他所着的《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非常鲜明地指出,理解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最大的关键词,就是“1940年体制”;日本经济是成也这个体制,败也这个体制。
所谓1940年体制,是指最初形成于战时的以举国之力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体制,在战争结束之后被“毫发无损地继承下来”,在新环境下表现为“否定市场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这个“国家干预”,野口悠纪雄将其概括为“通过统制方式进行的资金重点分配”,它主要有二个途径。
第一是国家银行根据法律,对民间银行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由此而统制了对企业的贷款,银行成为整个日本经济的中心——当时大权在握的日本银行总裁就被称为“法王”,这导致原本应由市场决定的资金需求量和利率,被人为地扭曲,资金这一至关重要的资源,处于非市场化配置的状态之中。
第二是以通产省和大藏省为首的政府部门,直接介入经济活动。通产省依据《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置法》,通过给予金融和税收优惠推动企业合并以对抗外国资本;大藏省则通过控制银行以及实行有计划的政策性投融资,强烈影响经济走向。
如同东亚其他地区比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一样,这一后发国家集中力量以实现追赶战略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推动了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了高速增长,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超过西德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1956年至1973年这段时间里,日本的GDP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9.32%。
但又如同在其他地区也发生的故事一样,高速增长之后,日本一样患上了“路径依赖症”,在经济规模已经今非昔比、国际环境和其他因素已经与往日大为不同的时候,仍然坚守1940年体制,固步自封,由此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
到了1970年代中期,日本最大的一个“与往日大为不同”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期开始结束。
战后日本出现了一波强劲的婴儿潮,其人口红利在1956年之后开始兑现,至1973年开始减少,到1990年基本结束。
但绝大多数日本人对此茫然不觉,仍然陶醉在高速增长的幻觉里。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之后,“日本第一”成为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普遍信念,“厉害了,我的日本”是普遍情绪。
日本人认定,日本才是未来世界的经济中心,日本经济体系优于英美经济体系,“卖掉东京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句今日我们看起来极其荒谬的狂言,在当时却被他们津津乐道。
在各种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之际,日本不是进行体制转型,而是继续维护原有体制,国家继续高强度干预经济,人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这就不得不强行注射兴奋剂。
长时间实行金融宽松政策,就是兴奋剂。
广场协议是在1985年签订,但早在之前,日本央行就已经连续调低基准利率。1980年,日本的基准利率为9%,经过连续五次降息,到1983年已经降至5%,到1987年再降至2.5%。
这种持续的金融宽松政策,导致的就是泡沫经济的出现,而泡沫经济之所以为泡沫经济,就在于它必定破灭。
泡沫破灭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失去的二十年”。
从这个回顾中,可以看到,在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拒绝主动进行市场化改革死守旧体制、以金融宽松为主要手段人为刺激经济增长,才是日本经济后来遭受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的施压,不过是加剧危机的一个催化剂而已。
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非市场化的1940年体制。
不看到这一点,只是把罪责全部或主要归结于美国的打压,是一种致命的误诊,不过是《动物庄园》里那头拿破仑猪“好事归自己,坏事归敌人”的逻辑。
相信这样的逻辑,并“以史为鉴”,得出的结论,就是用不着搞什么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型,煽动民族情绪,火力全开与美国这个外敌死磕到底就好了。
这是会带来灾难的,就如日本在1990年代的遭遇一样。
在准确地“定量”美日贸易冲突在日本遭遇的危机中的作用之余,还得对它进行准确的“定性”。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最少可分为二种类型:一种是敌人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和苏联;另一种是盟友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和日本。
这二种,虽然笼统说起来都是“冲突”,可性质截然不同:敌人之间,是你死我活,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全面对抗,决的是生死;盟友之间,是你争我夺,往往只是经济上的竞争,分的是高下。
很清楚,造成这两种区别的决定因素,是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
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迥异,冲突再小,也不可调和;美国和日本,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相同、相似,冲突再大,也可以解决。
所以,以美日冲突为借鉴,是有准入门槛的,就是你和美国之间,得是盟友。
如果说,准确定量的结果,是要重点审视自身的问题,以市场化改革求发展,以更大的开放谋进步,而非与外部强硬对抗;那么,准确定性的结果,就应该是思考价值观层次上的问题,这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若能如此,当年美日之间的冲突,才会是一面值得“鉴”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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