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是有人耻笑日本“穷”,估计所有人都会耻笑这个耻笑者很无知。
201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为4万美元,世界排名第18位,亚洲排名1位;在一亿以上人口的国家中,它名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
但是,说日本“穷”,还真不一定是错的,关键就是看他讲的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民。
某亚洲国家驻东南亚的一位前大使,在电视上讲了一件与日本有关的经历:当初自己的使馆落成之后,宴请了欧洲诸国的大使,大使们对使馆里崭新的灯光网球场和游泳池等设施赞不绝口,连连感谢说使馆“让他们在亚洲享受到了欧洲的环境”。
对此他当然很得意,但更令他得意的在后面。
在宴请使馆就在隔壁的日本大使的时候,他问:为什么你们不修建球场泳池?日本大使回答说:预算紧张,没有批准。
这位前大使回忆说:听到这个回答,当时甭提心里有多得意了。
嗯,同样的事,日本这个老牌发达国家干不了,可自己轻轻松松就干了,当然了不起。
而通过这个对比,“自己富日本穷”的结论也呼之欲出。
没错,日本使馆修不了球场泳池,的确就是因为穷——修建使馆是政府的开支,而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囊中羞涩,并不阔绰。
不用去查什么数据,仅凭常识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诸如日本这样的宪政国家,都是有财政预算的,财政预算又必须经民选的立法机关审核通过,而立法机关在审核财政预算的时候,执行的是“以支定收”的原则,即先确定政府必须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再确定其收入规模,这就决定了政府很难出现财政盈余而很易出现财政赤字,长期处于“囊中羞涩”的状态之中,因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肯定是“宁紧勿松”。
这也就是说,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政府不是企业,不是经济一景气盈余就增加,而是始终“钱恰恰够花”而已。要是不够用怎么办?借债,而借债一样要议会批准。
这是收入端的控制。在支出端,日本政府每一分一毫的开支,都得“师出有名”,合法合理,并保持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
《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在2014年报道说:日本的行政机构对国民来说属于服务型机构,在阳光下运行,透明而公开,受国民监督。
报道说,记者参观过多处日本政府的办公楼,堪称异常寒酸简陋:公务员挤在一起,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各级地方政府每年制定财政预算,由各级议会对预算审议认真细致,议会质询时市民可以旁听,公开透明。
如此收入和支出的“双严控”,日本使馆修不了灯光球场和游泳池,一点都不出奇。
而那位前大使也没错,因为他看不起的就是日本政府穷。
但日本政府也不是在什么事上都表现得“穷”。在事关国民福祉的教育、健康、养老等方面,它就慷慨得很。
今年九月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录了一个视频,宣布从十月份开始,在日本生活的所有日本人、外国纳税人,他们的小孩上保育园、幼儿园的费用,全部免费,政府还将有条件地向0-5岁的幼儿每月发放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多元的“儿童工资”。
很明显,这个政策是为了应对日本生育率长期低下的问题,有着特殊的国情驱动,但日本政府在民生上的投入力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日本福利的发达,举世闻名。在日本,从生育福利、儿童福利到残疾人、老年人福利及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扶助、医疗扶助等各种制度,十分健全,福利开支是政府开支中的重要内容。
新华社2018年报道说,日本政府再次推迟了摆脱财政赤字的时间。原来它预计在2025年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现在要推迟到2027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2017年决定每年投入高额资金用于推行免费教育。
可见,日本政府的“穷”,是体现在对自己寒酸之上。对国民,它慷慨得很。
日本政府之所以对自己寒酸、对国民慷慨,不是因为它品德高尚,而是宪政制度的要求。
“宪政制度”有着很多内涵,与今天主题相关的,是“无代表不纳税”、“有限政府”和“预算民主”等原则,它们是现代文明的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民有、民享、民治”的试金石。
这样的道理,蕴藏在一个社会的运行秩序之中,是在任何豪华高大的建筑物身上看不到的。
不明白这一点,耻笑一个国民富而政府穷的国家,就是在耻笑文明,就是在自绝于文明之外,不止是无知,而且是傲慢——不需要向民众负责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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