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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号房事件，各路媒体已经宣传了很久。不再赘述。
为什么N号房事件可怕？有人说：因为韩国的性丑闻都会爆出来。
呵呵。我怎么感觉里边有一种你国“厉害了”，你国药丸的讽刺味道？韩国出了这种事，中国女性的不安我感同身受，但借此机会发泄情绪，制造性别对立，甚至怀疑国家体制是不是过分了？
中国的女性权益问题有改善的空间，但绝对没有韩国那么严重。舆论更要警惕“东亚女性都一样”的言论，这些话术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成为境外非政府组织趁机深入我国的机会。N号房可以通过telelgram等境外社交软件在中国内地收获观众，西方的“白手套”同样也可以，甚至还能光明正大。要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一直重金资助中国的女性权益组织，目的是“在社交媒体上造势”，“引发全球对中国的关注”。
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国家体制和社会风气，特别是男女关系，不知道要比韩国健康多少倍。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吸收了大量女性，主因是男性大多抽大烟，身体素质差，种地干活全靠女人。中国女性在革命时期就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权益也空前之高。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务院规定：3月8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妇女放假半天。至今，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会被授予“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套人民币中，一元纸币上的女性拖拉机手梁军是人类货币上首次出现独立的女性劳动者。
1954年，男女同工同酬写入新中国宪法。直到70年代末，中国一直全世界女权平等的制高点。直到改革开放后，男女劳动者的收入才在市场调节下逐渐拉大。现在，自诩“平权先锋”的北欧各国，至今未能达到中国在70年代之前男女收入完全均等的程度。
1950年，新中国颁布的《婚姻法》中，离婚有“破裂原则”：即便两方均不存在过错，只要感情不和即可协议离婚。今天的欧美国家，夫妻离婚依旧存在过错原则，其中一方有明显过错时才能离婚。
欧洲大力推行领导干部女性比例制，但新中国自建国之初就让女性出任高级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1949~1954）、人大代表纪春兰、副总理孙春兰、外交家傅莹等。再加上女科学家屠呦呦、李兰娟、赵玉芬；企业家陶华碧、董明珠等，她们都是在革命、建设中锻炼而生的杰出中国女性，付出了巨大牺牲，极具魄力和领导力。
讨论问题要理性，发言更要理智。“男人都坏，看过的男人都应该被抓起来”，很显然不是法治社会的理智发言，反而突然蹦到了“青天大老爷”的时代。网友引述法条判断观看视频在中国是否犯罪，被部分人理解为“罪犯的辩解”，显然是扣错了帽子。如果把“扣错帽子”解释为“男权的疯狂压迫让女人别无选择”，显然是退化为田园女拳。
我认为，想要解决N号房问题——无论中韩，社会大众都应该知道这不是两性对立的问题，而是新旧思潮相互冲击的问题。因此，必须坚定地统一战线，不仅是在女性群体内部，更要尽可能地团结男性参与。
有人说韩国5000万人口里有26万男性观看……男性越多，越说明被旧社会思潮毒害的人越多，而不是说明男人越溷账。
将女性权益问题庸俗化为两性对立，只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男性的集体反感。越是男权势力占据主流话语权的社会越是如此。韩国女性发展研究院对全国1000名不同年龄段的男性进行问卷调查，60%的20至30岁青年认为，“性别平等”是制造社会矛盾的来源。看似男性冥顽不化，但直接原因是韩国的女性平权运动矫枉过正，企图“压倒男性”，“极左”、“双标”不断。目前，韩国20至30岁男性中，超过76%的人持“反女权主义”观点，认为女权主义不再是单纯的主张性别平等，而是演变为散播暴力、仇恨和性别歧视。
错误的斗争手段只会让正确的理论污名化。韩国部分青年男子已经自觉在公共场合与女性保持距离，害怕无益举措被误认为骚扰。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吗？难道“无意识行为都害怕，说明一定是变态”？当女性把男性视为坏人，男人在公共场合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冒犯”。一场积极的社会变革的肇始，被少数女拳分子弄成泼妇的骂街运动？
无辜的、守规矩的男人被当成打击、教育的对象，真正的恶徒可不听什么“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科学的斗争手段不是胡搅蛮缠，不是疯狂嘶吼，这不是夺取话语权的途径，只会激发男性的负面情绪，进而加深两性误解，最终陷入死循环。
解决问题必须首先了解问题。我认为，N号房的根源在于：没有经历过全面文化运动和社会革命的韩国，其整体社会环境依然沉浸在古代封建制度等级森严的模式下。
随着佛教和儒家思想的传入，古代朝鲜的社会阶级制度反而比中国更不可逾越，史称“两班制”。李家王族之外，朝鲜人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分为四种，互不通婚。即便是最上层的文武贵族也要按照官职高低和任职地点加以区分，俨然韩版“种姓制度”。
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朝鲜半岛历史的主流是战乱和动荡。1897~1945年的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曾一度取消封建“两班制”，贵族在文化、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被剥夺，引起旧贵族阶级的强烈不满。迫于压力，日本对贵族和平民区分对待，旧贵族在收买下纷纷投降为亲日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日本驻朝鲜总督府统计认为，朝鲜共计1685个贵族家庭，98%以上皆有百年以上历史。也就是说，整个日据时期，朝鲜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根本性变革。
大韩民国成立后，美国扶植的李承晚政府直接继承了日据时期的官员和政府制度，为了获得旧贵族支持，李承晚又部分归还了日本没收的朝鲜贵族财产。也就是说，新生的韩国依然保留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进入“汉江奇迹”，经济高速腾飞，财富却大量集中于旧贵族后裔、财阀等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底层百姓的生活虽有好转，但多数还是没能分享发展红利。再加上彼时的韩国还没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韩国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固化。
韩国社会的父权制度根深蒂固，“户主制度”直接将“女性为男性依附”的不平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该制度要求妻子必须登记到丈夫的户籍中。假如夫妻离婚，即使孩子有母亲抚养也必须留在父亲的户籍内，也必须随父姓。与之相比，丈夫的非婚生子女加入家庭户籍却很轻松，只需丈夫同意即可。户主继承顺序是：儿子或孙子、女儿、妻子、母亲、儿媳等。韩国的户主制度直到2008年才被废除。
诚然，韩国N号房时间揭示了社会对女性的物化、贬低，甚至是浓厚的仇女、厌女风气，男性在羞辱、侵犯女性中获得快感。但为什么男人不把女人当回事？因为男人都是溷蛋吗？根本原因是封建时期残余的等级制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对女性形成了封闭的社会环境。
有些媒体总是用“韩国有超过800万个公共和私人摄像头”渲染韩国女性的尴尬处境。我觉得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为维护社会治安，在全国各地开展“天网工程”，安装了2000万个治安摄像头。西方媒体指责中国“侵犯人权”的时候，还把电脑、防盗门、教室、行车记录仪特别是手机摄像头也算了进来。好家伙，捏造了无数篇“中共利用十几亿摄像头监控百姓”的爽文。一想到摄像头，就想起乔治·奥威尔，就想起《1984》，就想起“老大哥”BigBrother和《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西方人的思想从未如此跃进。
摄像头的数量不说明什么，接下来的数字才说明问题。2017年以来，韩国发生了至少6500起以偷拍、威胁发送私密照片、分享色情内容等“数字性犯罪”。调查显示，在首尔，4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或目睹过“数字性犯罪”，14%的受访者表示直接接受过“数字性暴力”。
韩国女性在职场上被男性骚扰和恶作剧也不鲜见。2018年，韩国女性家族部对9304名职员和1600名预防性骚扰工作者展开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近3年来，14.2%的女性曾被骚扰，其中八成受访者“忍着就过去了”。
2019年，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79.1%的青年女性都表示想到其他国家生活。2005年开始，韩国女性的大专入学率就一直高于男性，但直至2017年，韩国男女雇佣率相差20.4%，工资差距则高达34.6%，平均薪资只有男性的六成，女性处于明显弱势。
虽然N号房事件只是韩国女性权利问题的缩影，但其性质已经完全超过了偷拍、偷窥和性骚扰的层面，极其恶劣。不过，单纯地扑灭一个N号房，还会有N+1号房。禁绝了telegram，还会有更隐蔽的社交平台。因为26万会员的强烈欲望没有根除，他们的欲望所根植的土壤，即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没有改变。
事实上，按照韩国法律，很难对主犯“赵博士”判处重刑，而问题也并不处在一两个人身上，而打击、追剿26万观众又难度太大，影响太大。韩国警方初步调查认定，26万观众中包括明星艺人、企业老板和大学教授。这些人为了名誉，完全可以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利益团体，被撕碎的反而可能是韩国的公检法。
但是，重拳打击N号房涉及的犯罪是必须的。因为这种变态的文化现象是会传染的，加入其中、乐在其中的人会越来越多，从围观发展为模彷、参与甚至主犯的人也会越多。直接或间接受到伤害的人也越多。
有些自媒体说什么“生而为人，请务必善良”，说什么“克制才是人性光辉”，很显然是写文章给正常人看，换取眼泪和惊叹的。真正犯下如此重罪的人，无论男女，是没有人性的，讲多少道理都没用。
想要彻底解决N号房，必须以强硬的立场、科学的方法与旧思潮展开斗争。我认为可以颁布严格的《女性权益保护法》，设置受害者保护机制。强奸、猥亵、家暴、偷窥等性罪犯应被判处重刑，无论受害者性别。尤其是对儿童的性犯罪更应严惩，持有、观看、买卖与儿童色情相关的材料均应严厉处罚。同时，必须夯实女性权益崛起所必须的经济基础，落实同工同酬和生育保护。性别平权教育必须从小开始，但不能矫枉过正推崇性别虚无主义。总的目标是塑造对女性及其选择的尊重，无论她选择工作还是当家庭主妇。
这些措施应至少推行1~2代人的时间，韩国的女性权利问题才能有明显改善。毕竟，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而非以“民主”反击军政府，在韩国几乎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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