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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是阿尔贝·加缪说过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判断生活是否值得过本身，便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死亡是那样容易，但生命的思虑却常常很沉重。
“口鼻塞满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迹，世界寂静悠远，没有任何声息。”研究王国维的学者周宁是这样来形容他离开时的画面。王国维本人连自杀的原因都不屑于解释，只是检验官在他衣袋里发现一份简单的遗书，开头有16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那是怎样的“时变”？怎样的“义”？
93年了。回顾如今存在于各种文献中的王国维，那一天，他以一种颇显凄凉却又可能是最严肃的方式，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死去，而此后被各个时代记起。有人说在王国维之死中看到自由，没有人可以再侮辱他，有人说在王国维的自杀中看到奴役，附着在自杀之上的任何宏大意义都显得荒诞。只是在他自己的理解和认同中，彼时彼刻的死亡或许是与其心中秉承的道义最相契的结果。
以下内容经商务印书馆授权，整合自《人间草木》第四章。
《人间草木》，周宁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10月。
原文作者｜周宁
他的死是一个谜：“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陈丹青油画“（清华）国学研究院”局部，左起第三为王国维。
1927年6月2日上午，还有两天就是那年的端午节。颐和园的园丁听到几丈外一声水响，刚才还在鱼藻轩独自抽烟的老者，转眼间跳入湖中。园丁急忙赶来将人救起，仅几分钟，竟去了一条命。湖水很浅，王国维被水下的淤泥堵塞了口鼻，瞬间窒息身亡。
死亡是如此容易。车夫还在颐和园门口等他出来，家人还在家中等他回去，可他作为陌生人，已经全无知觉地匍匐在昆明湖边，口鼻塞满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迹，世界寂静悠远，没有任何声息。检验官在他衣袋里发现一份简单的遗书，开头16个字似乎说明死因：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仅此而已。
名人用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不鲜见，但王国维不一样，他死得很轻松，甚至不屑说明自杀的原因。
死亡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死者的立场。生者却不同，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空旷的真实。王国维溘然长逝，他究竟为何选择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今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题。
孤立在梦境边缘的鸟：宁静的美好总是不堪一击
1925年，王国维接受了清华学校的礼聘，此时，他名义上仍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伴逊位天子读古书。可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出走天津，“流亡”的那天，王国维随驾出宫，“未敢稍离左右”。仁义深厚，也到此为止。
离此人海，躲入书斋，天荒地老处与二三素心人商量学术，原本是闲适从容的。清华研究院待遇优渥，每月400大洋。奉旨入京之时风光无限，但他虽食朝廷俸禄，却领不到实际的薪水，常常举债度日。
在清华，王国维教授经学、小学、上古史，每周三个课时，其余时间潜心于自己的研究，日子平静而悠长。每天早晨起来，太太帮他梳理发辨，这是一天开始的沉静庄重的仪式。有一次太太劝他剪去发辫，他竟表现出少有的恼怒。那条纤细的发辨，是他身份、情感、理想的象征。
王先生故去之后，学生们回忆当年课上，印象最深的细节是他每转过身去，垂在脑后细长的发辫在眼前轻轻扫过，与黑板上的殷墟文字一般悠远而梦幻。
对于真正的学者，学术就是生活。除了从事研究、上课之外，在办公室或家中接待来访的学生，还有远道而来的友人，一年后陈寅恪搬来清华园作邻居，王国维有时去他那里坐坐，隔一段时间总要进一次城，逛逛琉璃厂，淘古玩，访旧书。
然而，这一切都是短暂脆弱的，几乎让人来不及品味，人像孤立在梦境边缘的鸟，若有所思，片刻之后便惊飞了，划破凝固的空气。
这个世界的宁静美好总是那么脆弱、虚幻，不堪一击。1926年中秋刚过，长子潜明在上海病逝，王国维痛惜万分，短暂的好时光从此结束了。20年前莫氏夫人逝世，王国维悲痛难解，写下许多悼亡诗，如今老年丧子，更是悲痛欲绝。一切远未结束，半年之间，祸不单行。王国维准备“哀死宁生”，却与多年至交、亲家罗振玉失和，最终导致绝交。生命不仅是痛苦，还让人受尽屈辱。
《王国维家事》，王长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王国维长女王东明的百年追忆。
有所惧大于死
国维在岁末的沉郁哀痛中度过50寿辰，阴郁的1927年新年在北伐战争的鼓角声中到来，哀痛中又加上了恐怖。北伐军攻陷北京，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这些前清遗老，恐怕性命难保。
陈寅恪来访，与王国维谈起“中国人之残酷”。一周之内，军阀张作霖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4月6日），革命党处决了湖南大儒叶德辉（1927年4月11日）。都是不祥的预兆，连梁启超这样的新派人物，也准备再次流亡日本。王国维绝望了，生的恐惧大于死的恐惧。
世界残暴疯狂，已经难以理喻。梁启超邀请王国维同去日本避难，王国维拒绝。18年前曾与罗振玉一家流寓东瀛，他不想重复那种生活；陈寅恪劝他到城里躲躲，他的回答简单到“我不能走”；学生邀请他去山西避乱，他问：“没有书，怎么办？”王国维谢绝了所有的好意，不是因为他不能走，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走。此时，他感到恐惧与厌倦的，不是北京这一个地方，而是整个现世。
有所惧大于死者。王国维生路已绝，死意已决。清华园里人心惶惶，1927年春季学期草草结束，计划提前于6月1日正午开师生叙别会，然后放假，大家各奔东西。叙别会前一天，遗老朋友金梁来访，“平居简默”的王先生，那天竟“忧愤异常”。他们谈话中说起颐和园，王国维感慨：“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尘世的最后一夜在平静中睡过，早晨起来，一如既往。他坐到那里，由太太梳理发辫，似乎也没有想过，这是在为另一个世界束装。八点钟到研究院，商量下学期招生的事，然后便雇车去了颐和园。师友门生家人，没有人在他身上看出任何异常。人生原本这样，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都可以死。
最后的阳光下，王国维抽了一支烟，呼吸之间，烟火明灭，像他那脆弱敏感的生命。万古恒常，短暂的一生不过像是这支纸烟。
随即便是一声水响，在宁静安详中，永远消失。
不过是一介书生
王国维投湖那天是那年端午节前两天，人们纷纷将他的死于屈原联系到一起。轻生死者重道义，这是中国的传统，不过王国维倒从未表白自己的死与这位文化先贤有什么因缘。
如果王国维之死若真与屈原之死有某种关联或承继，那么，这个关联点或承继点，一定隐蔽在王国维精神深处。
三十岁前后，王国维经历了人生的双重转型：一是学术上的，从西学转入国学；二是生活上，从独学转入用世。朦胧中，他或许已意识到某种奇异的“宿命”，隐约暗示在他所著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中。
《王国维：一个人的书房》，王国维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1月。
王国维说屈原一方面洁身自好，有所不为，这是南人的超脱，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为所不能为，这是北人的执著。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无法既超脱又执著，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这是否也是他的“宿命”？
1908年，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屑眷北上，开始了“南人作北人”之旅。本无心政治的他却在因缘际会中与政治纠缠不清。
他经罗振玉举荐入宫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实质至多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王国维入了遗老行列。四年后从日本回来，王国维在上海凭自己的学问谋生，不料罗振玉又帮他谋得个“南书房行走”，再次入宫。
王国维既无明确的政治理想，更无自如的政治能力，无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种政治败局中。王国维生平得罗振玉提携，感恩常使他“失去自我”；尴尬的政治人生，多与罗振玉的“挟持”有关。冯玉祥逼宫，废帝避难天津，王国维产生了莫名的“道义感”，竟与罗振玉等遗老相约投神武门御河殉清求死，后来被家人看住了，没能成就“君辱臣死”的大节，却入了遗老行列。他想象自己是个有操守、念旧情的人，君辱臣死，从此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噩梦。
说到头来王国维不过是一介书生，书生本性注定的政治人生，一定是失败而痛苦的。他是一个只有道德理想而没有政治抱负的人，执着于理想，不肯苟合于社会。政治的污浊最终吞食了他的热情，起初厌倦，终于绝望，溥仪出走天津，王国维并未随行，多少算是解脱，但也并不轻松。
王国维当年看出屈子文学精神的内在分裂，却看不出这种分裂必然导致一种文化以及一种“文化所化之人”精神分裂的悲剧结局。
王国维自沉之故，在个人人格的分裂，也在塑造这种人格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在王国维身上，有屈子文学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屈原与孔子，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都以“生死抗争”的方式试图匡扶政治拯救世道，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儒家思想是乌托邦式的，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历史中被政治权利伪装成意识形态，成为似是而非的肯定现存秩序的思想。帝王政治与儒家理想之间本质上的对立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形成一种千年文化幻觉。在这种幻觉中，儒者自以为可以通过为帝王谋家国，实现个人的道德理想。可实际的下场是，或为帝王豢养驱使的走狗，或为帝王逼困抛弃的丧家犬。
只有人的道德，没有非人的道德
王国维的死是完全的被动之死，死亡是一种逃避。
有人在王国维之死中看到自由，死亡之后，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奴役他再侮辱他。
有人在王国维的自杀中看到奴役，自杀不是勇敢，而是懦弱，附着在自杀之上的任何宏大意义都显得荒诞。
苏格拉底临终时说：“此刻，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更好，只有神知道。”哲学家的态度似乎较为开明，柏拉图认为不可责备那些因命运坎坷、受尽屈辱艰辛而自杀的人。休谟也是有条件地为自杀辩护，人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
但是，在尊重人、人性、自由精神的启蒙哲学中，自杀是一种软弱的犯罪。康德将伦理学的基础建立在自由前提上，明确谴责自杀轻蔑存于人性中的人道。
在尊重人、人性、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前提下，理性的确很难为自杀辩护。自杀可以以情感感动人心，却不能以道理说服人脑。一个民族精神强大，不在心，而在脑。终日靠感动过日子的民族，心智上不成熟、意志上不坚定。
《王国维遗书》，王国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8月。
王国维在一个失败的时代死去，在无聊的时代又被记起。浅薄短暂的感动之后，人们沉不下心去深入思考他们实验过的生死的意义。
当年梁启超反对“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王国维之死，“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可是，所谓中国古代道德的意义是什么？人生于危乱，忧民忧君，又无能为力，“与其苟活，不如殉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气节是有了，但真可以“以死救末俗”吗？
自杀对个体生命是不负责任的，对社会道德与政治生活，未必也真负责任。真诚纯正的君子们都殉了死节，最终的结局只是“地下太平”了，天下危乱依旧。这个世界会好吗？
王国维的自杀，其意义可能是审美的，但未必是道德的，绝对不是政治的。人可能为死亡之美所感动，但未必能从中获得道德的振奋；即使能感到短暂的道德振奋，也未必能作用于政治实践，进而改造社会创造历史。
就此而言，加缪的立场或许更加值得赞赏，生活中孤独、苦难、堕落、危险无处不在，死亡也随时随地发生，但我们始终要充满开朗的激情，睁着眼看死亡与光明，让激情中有热爱、感激、信念、欢喜……
个人高尚勇敢的生存境界在“苦难与阳光”之间。
人，只有人的道德，没有非人的道德；只有活的道德，没有死的道德。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径，引领我们走出心灵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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