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时候,每天早出晚归,日子过得紧张而飞快。
很少能看到大宝,偶尔去找他,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
他学会了抽烟,又交了新朋友,有一些曾经是我们非常讨厌的人。
而我,也有了新同学、新朋友,朦胧地开始了初恋。
我们慢慢淡出了彼此的生命,顺其自然而又无可奈何地离我们的童年、曾经的亲密无间越来越远。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谢师宴上,林叔林婶还有大宝都来了。
看到他,我还是很开心,当胸捶了一拳,喊了声:“大宝,又胖了哈。”
谁知,他面无表情地回了句:“都多大了,还喊小名,叫我林大宝。”
那时的我们,脆弱而敏感。
在我看来,当他不让我叫他大宝时,我们的交情其实也就结束了。
而在他看来,我考上了大学,像所有宾朋赞美的那样“前途无量”,我们的人生从此殊途。
大学四年,毕业留在北京工作三年,我和大宝好像只见过一次。
而且还是春节同学聚会时偶遇到的。
临时拼桌坐到一起,他大谈特谈走南闯北的经历,俨然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他没有对我表示出亲近,我也就没有主动跟他怀旧。
只是像普通老同学那样碰了杯,但心底还是有破碎的声音,昨日只能成为追忆。
在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路上,我们弄丢了彼此。
想想,很遗憾,但也无可奈何。
2014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林婶病了,来了北京。
我妈是在街头偶遇一个老邻居得知的。
“赫赫,你可是吃人家豆腐,跟大宝光腚长大的,他们在北京举目无亲的,能帮的一定要帮。”
然后,我妈给了大宝的电话号码。
然后,我在一家破旧的旅馆见到了林叔林婶和大宝。
不,应该叫他林大宝了。
毕竟,他已经是两个娃的爹。
我以为多年不见,我们之间需要一些暖场。
但一见到林婶,我整个人就实打实地难过了。
曾经那个扛着100斤豆子还带小跑的强壮的林婶,如今瘦削矮小。
他们来了整整一周了,却依然没有挂到专家号。
我揽了一下林婶的肩膀,眼圈红了,努力平息着自己的情绪,对他们说:“看病的事,交给我。”
那天,站在旅馆外的街道上,我把这辈子能说的好话都说尽了,把可以求到的人都求了,最终为林婶求到一个床位。
林婶得的是乳腺癌,且是最凶险的三阴性。
林婶手术后第一天晚上,我和大宝在医院里陪护。
晚上,林婶好不容易在安眠药的作用下睡着了,我陪大宝去楼梯间里抽烟。
他递给我一支,我抽了一口,就呛出眼泪。
然后,也就真哭了。
我说:“很怀念林婶踮勺给我做麻婆豆腐的样子,那时候觉得,那么结实的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生病的人。”
大宝哭了,跟我讲起这些年他四处打工折腾,好高骛远,赔了家里不少钱。
等他终于稳定下来,结了婚,生了子,又把林婶拖进了婆媳大战的深渊。
他说:“苏赫,好多次心里憋得要爆炸了,想给你打个电话,但又怕给你添麻烦,怕你看不起我。这么些年没联系你,其实都是因为自卑,可能也因为嫉妒,尤其是经历了社会的险恶之后,觉得像你这样,多读书,在大城市里生活,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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