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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一直垂着头，在角落里坐着。这时，他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们母子，全家人失声痛哭起来。我们都明白，十几年的夫妻，怎么可能不了解对方的为人!
他的这一次爆发，砸醒了我们。
我们意识到，为了打赢官司，我们不能总被动地让人拖着走，要直面所有的困难，积极地向同一个方向努力!
陈建愧疚地恳求我原谅他。第二天上午，他破天荒地跑到镇上的图书馆，开始学习，查阅法律类的图书，希望能够对即将到来的庭审有所帮助。
我回到北京，除了关心儿子，也不再忽视老公，经常给他打电话，让他能够时常感受到我的牵挂。
2014年秋，终于要开庭了，我不得不向小洁告假。
我给小洁讲述了实情。她惊讶地看着我，因为她从未察觉到我有什么心事。
“罗姐，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应当早点告诉我，我还能帮到你!”小洁多给了我三天带薪假。她让我遇到麻烦时，一定给她打电话。这让我倍感温暖。
再一次回到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成了一个更好的妈妈，但一步步走来，让我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坚定。
6
开庭前，我整夜未眠，在心里不停地背诵发言稿——我要亲自上阵为儿子辩护!
第二天，我和陈建一同坐在原告席。邻居夫妻坐在对面，脸色铁青，狠狠地瞪着我们。旁听席上，我们双方爸妈正襟危坐，他们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在今天这片肃静中，他们比我更紧张，像是一场面对青天白日的宣誓。
轮到我发言了，我用力捏紧衣角，怕对方感觉到我全身的颤抖。
当我提到孩子头上那道十五公分长的疤痕时，不由得泣不成声。好多计划说的话，忽然都缠成一团乱麻。
辩论阶段，对方律师说着大段的专业术语，我完全怔住了。脑子绕不过弯来，只有直截了当地问他：“律师同志，我听不懂你说的那么多道理，我就想知道，如果你自己的孩子打伤人，你会不会补偿别人?”
律师停顿了两秒，不由得晃动了一下身体。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又继续他的发言。他那一瞬间的迟疑，竟让我有了一点点的胜利感。
因为证据不足等原因，第一次庭审后，又有了第二次庭审，第三次，第四次……我一次比一次放松。我知道，这场官司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证人、伤残证明、票据明细这些证据在说话!
2014年12月，正像全家人坚信的那样——事实大于天。法庭判决对方赔偿我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和精神补偿费等，共计十二万元。
判决书拿到了，我却说不上开心，因为我紧绷的弦并没有放松。我猜测，张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三周后，他们提出要重新商议，只能赔偿五万。我老公坚决不同意：“这是法院判的!凭什么能改?”
我们甚至做好准备，如果由于对方拒付而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就算我们收不到一分赔偿金，他们也必将受到其他的惩罚。
当时，我早已返回北京。小洁生了二宝，家里的事情更多了，每个人都很疲惫，谁也没多提官司的事。
直到三个多月过去了，赔偿的事始终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法庭的工作人员叫陈建过去谈话。说张家难缠，如果现在拒绝了这五万，强制执行阶段可能会更麻烦。
我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我忍不住和小洁商量起来。她听了义愤填膺，主动提出要联系她在当地的朋友，看能不能帮忙。我连忙道谢，回绝了她，我不希望我的家事，再牵扯到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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