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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是我的高中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住得近，学生时代总是一起回家。高中毕业后，她在省会读书，我去广州读了大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县城的公务员，而我去深圳，成了一个“深漂”。
虽然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但每年回家，我总是要找小文聚一聚。接到我的电话，小文熟悉的声音很快就传了过来。
“你家那条街快让我们忙疯了，县里开了好多次会，住建、市监、消防、应急每个环节都在查，哪个环节监管不到位，都是要处理人的。”小文有些疲惫地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上面来了两个专家，还原了火灾现场，初步估计是电路老化引起的。太惨痛了，一家人身上一点没烧着，全是闷死的。”
“怎么会呢?”我也感到很吃惊。
“火根本没烧到二楼就被灭了。他家以前遭过贼，所以装了那种特别粗的防盗窗，一般人根本就掰不开，不然也就二楼，跳窗下去也不至于灭门。好巧不巧，窗外还有个广告牌，挡住了大半的窗户，烟根本排不出去。
“报警的时候，女主人连地址都说不清楚，不知道当时该有多绝望。
“听在现场调查的同事说，为了减少吸入浓烟，三个孩子都躲在铺盖下面。两口子却倒在窗前，手里到死都紧握着扳手，估计直到最后一刻，王叔和王婶都在拼命地想法子撬开防盗窗。
“哎，父母对孩子的爱真是与职业、身份甚至房子都没有太大关系，即使是在狭窄紧迫的‘三合一’，也有父母拼命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的身影。”顿了顿，她转换了语调问道：“对了，你爸妈怎么样?”
王叔家的广告牌我是知道的，我妈不止一次对此表示过羡慕。她觉得王叔很有头脑，能物尽其用。没想到，这道广告牌竟成了他们一家人窒息而亡的帮凶。
“我家情况你是知道的。现在我妈和我妹出去住了，但我爸非要在里面守着，我正想请你帮忙劝劝他。”我趁机赶紧提出请求。
“放心吧，不用我劝，消防马上要开始地毯式排查，住人的一律劝走。”停顿了一会，她接着说：“但跟你说实话，能不能劝走，还是个未知数。之前也查过、劝过，但效果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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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的说法，让我更着急了。“只能劝吗?不能强硬一点?”
“也有责令停业的，但这个毕竟是杀鸡儆猴的办法。县里这么多五小经营场所，很多都是跟你家一样的三合一。一个店养一家人，手停口就停，把店关了就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今年情况尤其特殊，新冠疫情已经让他们经济上很困难了，这时候再强行关店，很容易引发矛盾。县里现在下令了，全面排查，一家一家劝，实在劝不走的，就尽量减少住人。”
“那对我爸这样的钉子户，就没别的办法了?”我追问道。
“这么跟你说吧，之前我驻村扶贫的时候，做易地扶贫搬迁户的思想工作，把自己都快弄抑郁了。那些住在荒山陡坡的贫困户，任你说破嘴皮也不愿意搬走，有时候，把我都气得够呛。”小文无奈地说。
“怎么那么多人就是不分好坏呢?”我也不能理解。
“后来，村支书开导我，这些人苦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你让他离开这片土，就是离开他的根。慢慢的，我也想通了。
“失业够难受了吧，你让他们搬走，比失业难受一百倍、一千倍，这是让他改个活法啊!而且人都有侥幸心理，火星不落到脚背就不着急。”我实在没想到小文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我本以为她会对父亲不配合工作而感到气愤。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也没那么难理解，那么多年，你爸老让你回家，你不也不听吗?人啊，最难做的就是思想工作。”小文补了一句。
确实，这些年，父母一直唠叨着，让我从深圳回去，像小文一样考个公务员。这些小文都是知道的。
我也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甚至曾列过一个单子，把回家的好处、坏处和留在深圳的好处、坏处，洋洋洒洒写了一页，但仍旧做不了决定。
也正是那一刻，我认识到，可能当我开始想要列一个单子说服自己的时候，我离家乡已经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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