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驶到定点海域，响起三声汽笛。海鸥在船顶盘旋飞翔，两名员工开始分发降解花篮和骨灰罐，还有纸鹤和花瓣。
我来到驾驶室。镜子中的我西装笔挺，衬衫雪白。那天，由我兼任司仪，主持追悼会。
船舱是开放型追悼厅，最前面的投屏上是死者的照片和名字，投屏前方是供桌，上面摆着四色祭品和香烛，两旁是花篮，船舱中间是安放骨灰的长桌和一排排椅子。
我调整话筒位置，按照追悼会程序请全体家属起立、默哀。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与我们的亲人做最后的告别……”
伴随着悼词，台下的家属早已眼睛噙着泪水，隐约传来压抑的抽泣声。个别家属怔怔地发呆，对亲人的思念开始穿越时间的障壁。
我是这艘船的船长，做了12年海葬，每个月都会主持几十场这样的仪式。
选择海葬的人，一部分出于逝者的情怀，渴望远离束缚和羁绊；一部分是家属缺钱，没钱买墓地，以及极少数因习俗没法葬入祖坟的孩子。
我没有计算过送走了多少人，只记得我的船换过三次，从木船换成钢船，从单体游艇换成双层游艇。
在年轻人眼里，海葬这件人生大事，有“肃穆”、“浪漫”、“感动”的意味；可也同样有很多人觉得“不吉利”、“像挫骨扬灰”。
我入这行，是出于“私心”。
2010年，我和丈夫承包了一片海域，搞旅游。我们在风景区运载游客，出租快艇。一次运客途中，两名大学生在游泳时遇到了暗流，被卷进深海，我丈夫奋力把他们救上岸，自己却永远沉眠在了那里。
料理好丈夫的后事，我带着17岁的儿子，本打算离海上岸，另谋出路。恰巧民政局开始推广海葬，并以补贴的形式鼓励从业者。
我几乎没有考虑，第一个报了名。一来，我熟悉这片海域，离了这里，能否谋得更好的生计，心里没底；二来，这片海是距离老公最近的地方。
刚入行的时候，作为船长，我雇佣了两名员工。没干两个月，他们先后离开了。后来的日子是铁打的船长，流水的船员。
我的船被当地渔民称作“拉死人的船”。他们觉得不吉利，逢年过节见到我的船，连小孩子都会朝船尿尿，扔鞭炮，渔民们甚至不让我在港里停船。
在四处停泊的日子里，我的收入来源除了政府每个月的补助，偶尔会有死者亲属包船去“海上墓地”祭奠亲人或者有钱人包船举行海葬仪式。
靠着这些服务，我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一直撑到现在。后来，民政局出台了政策，大环境好了起来，海葬这一环保经济的服务，也逐渐升温。
两年前，儿子艾柯从海事学院毕业后，原本跑远航。干了不过一年，他竟主动提出要上船帮我。我坚决不同意，质问他，“嫌我还不晦气？还想不想找女朋友了？”
他依旧沉默。
丈夫走的那年，儿子正值青春期。仿佛从那时候起，儿子的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话越来越少。
我们为了他上船的事，互相僵持着。
儿子卯足了劲，拼命要证明自己。他跟着我走了几次流程，对各个环节越来越熟悉。后来，替我主持过几场告别仪式，有模有样。
我也只好由着他。
长期受家属情绪影响，儿子养成了晚上喝酒的习惯。结束工作，船靠岸的时候，他常去附近的便利店买啤酒。然后，一个人坐在码头，面向黑黢黢的大海，仰着头吹瓶。
那时，还没有疫情，身后，码头景区灯火通明，但似乎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周遭只听得见海浪拍击的声音和海鸥的鸣叫。
偶尔，我也会和他坐在一起，喝上两口。我们没有过多的交谈，感觉有什么东西把我们都困在了原地。
2018年4月5日，清明节，在一场集体海葬的告别仪式上，我认识了一个特别的姑娘。
女孩一上船，我便注意到她。她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特别瘦，白衬衫扎进了长裤里，坐在最后一排，双手紧紧抱着个骨灰盒。
骨灰盒上嵌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和女孩有着相似的眉眼，戴着帽子，口红有点溢出唇外，她在笑，却显得有点勉强。身后，夕阳西下，落日一半在水里，一半浮在水上。
我猜测，女孩送别的是她的母亲。
海葬规定一名逝者最多允许三名亲属登船送别。可那天，送行的人只有她自己。
天有点阴，大片的乌云挤压着海面，空气变得粘腻，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船缓缓驶出港口，淅淅沥沥的小雨就落了下来，我们开始向海上公墓出发。
最后的别离，家属难免情绪波动。他们当中有些来送别父母的，有来送别伴侣的，亲人们抱紧手中的骨灰，家属们开始啜泣。
我时刻注意着每一个人的表情动作，避免有人伤心过度，发生意外。
行驶到规定区域，距离海堤不到500米处，便是海上公墓。家属们把亲人的骨灰倒进降解骨灰坛，再装进花篮。
随后，大家上了甲板，哀乐在船上回响，船上的人集体三鞠躬，围着甲板缓缓绕行三圈。
我一一给大家安排投放骨灰的位置，正式的海葬开始了。
有人诉说着离别的话，提着花篮手柄慢慢放到海水中，有些人抱着花篮迟迟舍不得放手，有些家属开始录制告别视频。
成群的海鸥飞了过来，围着海面的鲜花、纸鹤和花篮飞翔。我经常买饼干来喂它们，所以它们认得我的船。
有一名逝者是个6岁的小女孩。因为白血病去世，来送别的是两位老人。孩子的父母因为打击太大，都进了医院，没办法参加送别仪式。
白发苍苍的两位老人，佝偻着身子，颤抖地用布满褶皱的双手，抚摸着照片上笑容灿烂的孩子。
孩子的外婆抱着骨灰坛跪在甲板上，迟迟不愿放手。外公哭着说，本来想把孩子安放在公墓，可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房子卖掉了，积蓄也花光了。
老人家忽然紧张地抬头问：“我们家乖乖，放到海里会不会冷？”
“不会的，孩子出生时在妈妈的羊水里，你就想，大海和妈妈的肚子一样。”我扶起老人，鼻子开始发酸。
老人把亲手给孩子做的一件小衣服套在骨灰坛外面，轻轻抚摸着，喃喃自语：“乖乖，外公外婆再也见不到你了，想家的时候千万回家看看我们呀。”
她深吸一口气，终于缓缓放开了花篮手柄。
安慰老人的时候，我的余光看到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孩子一直没哭。她安静地缩在角落里，操作每一个步骤。
在装骨灰的时候，她把母亲的一小块骨灰放进胸前的袋子里。
女孩子紧紧抱着花篮，蹲在甲板上，脑袋从船的栏杆上探出去。隔了许久，她才一根一根指头地松开，放开了手里的花篮——眼泪顺着脸颊滑了下来。
就在我一眨眼分神的功夫，她突然爬上船栏，“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家属们一阵哗然，幸亏当时儿子盯着。他的反应最快，第一个跳进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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