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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要么一遍遍让我描述那些，每次提起都伤得我心口血淋淋的细节，要么就是不停地追问我，小时候父母、亲戚、邻居有没有性侵过我，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给你按着预定的程序开药。
我感觉他们特不真诚。后来，我不再去找心理医生治疗，而是去了受害者互助组。
那是一个公益性的受害者互助联盟。每周一次聚会，大约有十个人，相互倾诉，彼此倾听，同病相怜的人们通过讲述彼此的悲惨遭遇，在群友中引起共鸣，从而拯救自己。
联盟里面很多的人都自杀过，而且很多人都疤痕累累，非常吓人。可是，听完他们讲述的这些比发生在我身上更为恐怖的事后，我感觉自己仿佛一脚踏进了社会的深渊，经常做噩梦。
但我也不怪她们，那个时候她们都在自己的伤痛里走不出来。
而我也意识到：没人能给我安慰，没人能拯救我。想救自己，只能另辟蹊径。我又从那个组织里退了出来。
我天真地以为，爱情也许可以给我的心一个停靠和休憩的地方。
那件事后，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但是，我心理上过不去那个坎儿，不知道怎样和他相处，想告诉他这件事，又怕他计较，不告诉他，我又很痛苦。
结果，我原本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又叠加了一份痛苦。整日都在矛盾中挣扎的滋味，太煎熬了。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不久之后，我又谈了一个台湾男友，他很小就跟家人移民过来了，算是在美国长大的。
我们谈了一年多，他对我体贴入微，因为有他的陪伴，我的精神状况有所缓解，说话也渐渐多了起来，但我始终不敢提及那段往事。
虽然噩梦仍时常伴随，但光顾我的次数明显变少了。原本我以为，爱情真是有魔力的，这段感情就是我的救赎。
可谁知，已经快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都计划好带彼此见父母了，他突然告诉我，他的家人不同意。
据说他家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家族，他家里的人得知我们的关系后，还特意雇了私人侦探调查我。我想，他们应该调查不出那件事，因为我根本没有立案。
但他的态度让我明白，原本我以为的“这段感情能救赎我”，不过是一个笑话。最终，我们和平分手。
讽刺的是，几个月后，他跟我在美国交的“闺蜜”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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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还要跟父母解释我的“未婚夫”为什么突然没了。父母也曾关心地问我，在外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似乎能看到他们殷殷期盼的眼神，我被伤害的事怎么也无法说出口。
于是，那件事成为了深埋在我心底，难以启齿的秘密。
直到2009年，在一次公益性咨询活动中，我遇到了一个帅哥医生史蒂文，他是一所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师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
不记得他说到什么触动了我，只记得我在他办公室里大哭了一场。在那之前，我一直没哭出来。
我原来也选修过心理学的课，对弗洛伊德嗤之以鼻，觉得是过时的老古董。在我，一名从事了多年实证科学研究的研究者眼中，没有实验数据支撑的一派之说，根本就站不住脚。
与其他心理医生试图剖析我的过去这种疗法所不同的是，史蒂文并没有问我具体发生的事情，而是说，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你怎么看待过去。
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他还说，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他说的这些观点，我不置可否。理论，谁都会说，可我要的是效果。
史蒂文推荐我去看一部喜剧片《Aanalyze this》，此片是讲心理医生和黑社会大佬病人的故事。我很认真地看了这部电影，学霸模式不自觉开启，毫不费力地把握到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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