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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周见面时，他并未问起我的病情，而是真的和我讨论了一上午这个电影。我们聊得热火朝天，十分畅快。我能与人顺利沟通了，那种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
再过了一周，他又推荐我看一本名叫《Felling Good》的书，随后又一周，他跟我讨论了这本书。他没有劝我做什么，只是让我回到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找到那个曾经熟悉、如今却无比陌生的自己。
经过他的启发，我发现在救赎的路上，我盲目地向外寻找助力，反而一次次迷失了自我。一旦遭遇否定，更加伤痕累累。
史蒂文的方法，唤醒了内心那个我。曾经学霸的经历，是我熟悉的。让我明白：能救我的，不应在外寻找，只有自己!
为了彻底治愈自己，我决定去系统地修习心理学课程。这意味着，我要放弃学了多年的生物学专业，放弃博士课程。从此，和我以前的专业背道而驰了。
最终，在史蒂文的帮助和推荐之下，我选择申请了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0年底，我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简单跟父母汇报了一下学业的情况后，就奔赴洛杉矶。那时的我，以为这将是我新生活的开始。走的那天，我把跟学校和专业有关的书都扔了，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
也幸亏我离开了，一年后我原来的实验室又出事了：一个女生枪杀了另一个女生，动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课题争执，有人说是情杀，不管是哪种原因，压力大都是最大的凶手。
都认为美国是做研究出成果的好地方，但那是建立在外来学生的非人压力之上的。
在美国，外族裔受歧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倒是我跟的心理学教授很有意思。他讲课生动幽默，又会带我们做很多有趣的试验。然而，我的收获，除了门门功课全A之外，似乎，在其他方面并未有所增进。
显然，在这条新的救赎之路上，我又遇到瓶颈了。
5
我苦苦追寻的自我治愈之路，走得如此艰难，却又收效甚微。我有些苦恼，又在课余时间自学了一些法学常识，希望能有所收获。
一个意外的转机，悄然降临。
2011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洛杉矶的街上闲逛，到星巴克买了杯咖啡，顺手买了份报纸，边喝边随意翻着报纸。一则启事，突然跃入眼帘，让我的咖啡洒了一地。
说不出是惊吓还是惊喜，只记着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快，咖啡不小心溅到了路人身上，我却向前狂奔，听到身后有人骂我“疯子”。
我不管不顾，招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住处，跑到床上蒙着被子大哭，这是我在史蒂文办公室哭过之后的第二次大哭。
那是一位女生委托律师征集性侵受害者线索的启事，性侵主角就是那个禽兽教授理查德。
这次的受害者是当地白人，她的父母找了律师全程陪同，但取证过程非常艰难曲折，因此，她在全美很多城市都登了报征集线索，希望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指证这位“禽兽”教授。
哭过之后，我的脑海里不由得再次重现了当时受害的经过。冲动之下，我详细地写下了整个经过，发到了启事里留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许，我的潜意识里，还是期盼着作恶之人能够被严惩。
邮件很快就被回复了，然后有律师过来找我取证。学了一点法律知识的我，已然明白，出庭作证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考虑再三，我拒绝了律师的请求。
律师回邮件说，已经有好几个女生同意出庭作证，如果我选择不出庭，他们也尊重我的选择。我承认，我不够勇敢，已经从死亡边缘挣脱了，我不想再“死”一次。
离开了那所学校后，我扔掉了跟那所学校有关的一切东西，甚至不想去碰与那个城市有关的东西，就是不想再被唤起那些血淋淋的记忆。
美国不小，当我隐在角落时是孤独的，但是安全的。如果我走到公众视线里，恐怕会有数把无形的杀人刀袭来。
期间，律师一直在通过邮件告知我事件的进程，又有不少女生加入到原告团。显然，律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我也加入其中。
此案经过多次审理，差不多一年后，又迎来了一次开庭。律师透露，这一次，有可能是最终审判。
在开庭的前几日，我终于鼓起勇气，给律师写了一封邮件，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我同意作证，并买了一张飞往芝加哥的机票。
天知道，这些天我过得有多难熬。然而，当做好决定后，我反而睡了一个安稳觉。
如同一个一心朝圣的人，拜圣人不能由别人代替，我得亲自去，以证实那不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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